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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14日,原人大委员长、中共中央常委乔石逝世。乔石的老同事,都给他很高的评价。本文作者系中联部研究室前主任、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

1983年7月,乔石卸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调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组部部长。我还记得,离任时,他在中联部礼堂向全体干部作了一次深情的讲话。

我从60年代中期从中央党校学习后就分配到中联部工作。20年来,我在中联部学到了很多东西。特别在耿飚和李一氓领导下,提高了业务水平、工作能力和思维能力。1982年把我选进中央书记处当候补书记,别人以为官做大了,很得意吧,其实,老实说,事先我没有思想准备。我想这一辈子也就在中联部干点具体的事,有空闲看看书,写写字,生活得简单点。我感到,职务越高,工作担子越重,越复杂,任务越艰巨,心里总是没有底。但我相信,在中联部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特别是中联部有勤奋工作的风气。我对中联部永远是感恩的。

说到动情处,乔石声音哽咽,眼中噙着泪花。他性格稳重,比较内向,处事低调,平时言语不多,因而被外界认为有一层神秘感,但这次讲话使我看到了他内心的激情。

当时,中联部的部、局、处领导大都是“革命前辈”,有丰富的革命经历,有的在党内和社会上都有很高知名度。而我和我同龄的这一代多是“三门干部”,即走出家门进校门,走出校门进机关门。我们对“革命前辈”都很尊重,但接触并不多。

同时,除职务差别外,还有行政级别差距。当时,行政7、8、9级为部级,10~13级为中层干部。乔石1963年进中联部之初,当属“中层干部”。我是1960年进中联部的,是最低一级,为24级,沿用延安时的称呼,叫“干事”。

尽管有这种种差距,但我有幸见证了乔石在中联部的整个历程。可以说,在中联部健在的老人中,我可能是对他的情况最熟悉的人之一了。


“不说话是金”

1963年,乔石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理论班进修一年后,分配到中联部五处(即西亚非洲处,当时“处”相当于“局”),担任副局级研究员,处长为吴学谦。

建国前,吴学谦曾担任中共地下党上海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从上海学运的领导人中,走出了连续四任中联部部长:乔石、钱李仁、朱良、李淑铮。

乔石的夫人郁文也随他一起调入了中联部,在十一处(即编译处)担任处级研究人员。郁文出生于书香门第,解放前是上海左翼报纸《联合晚报》的记者。在报社工作期间,她认识了乔石,后来一起从事学运工作,解放初期结婚。

十一处负责编辑中联部的内刊《动向》。各部门的稿件先送到十一处,经过编辑后,报部领导签发,最后送中央。当时我在中联部一处(即苏联东欧处)德语组,经常去送稿子,因而与郁文熟悉起来。

郁文和我还是宁波同乡。后来,我母亲从老家来北京,乔石的母亲也是宁波人,两位老人也熟识了。

我和乔石的接触不多。当时中联部是保密单位,部长王稼祥的口头禅是一句苏联谚语:“不说话是金,少说话是银。”因为工作的特殊性,再加上性格使然,乔石话很少,但跟上上下下的关系都很好。

除此之外,乔石做卡片是中联部一绝。当时,积累资料主要靠做卡片,我也有一大柜子的卡片,一格一格的,像开中药铺。乔石的业务很强,做的卡片非常细致,除直接涉及业务的之外,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著作,也都摘抄整理成卡片,而且字写得很好。

中联部老干部多,其中不少是搞地下工作出身,因此,文革期间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乔石等都被关进中联部的“南小楼”隔离审查,之后下放“五七干校”。

1971年1月,耿飚调任中联部部长,在他的努力下,中联部被打倒的干部逐步“解放”,乔石等人都被调回来了。1973年4月,中联部成立了“研究组”(后改为研究室),乔石是负责人之一,郁文随原来的十一处并入了这个部门。

1978年2月,乔石被任命为中联部副部长。当时主持中联部工作的是常务副部长李一氓。李一氓是参加过北伐和南昌起义的老资格革命家,也是文化人,兴趣广泛,思想开放。他很器重乔石,认为他为人稳重,有理论修养。乔石对李一氓也十分尊重,并且受他的影响很大。两个人都很喜欢和擅长书法。乔石的书法有自己独到的风格,在中联部内外都很出名,这种修养,使他少了官气多了儒雅。

文革后,中联部打开政党工作新局面是从南斯拉夫开始的。中共同南共联盟中断关系近20年,在正式恢复两党关系前,党内需要做一系列“转弯子”工作。

1978年3月,李一氓率领中共党的工作者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乔石是副团长。访问之后,中联部报送了《关于中南两党恢复关系问题的宣传提纲》,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由此完成了“转弯子”工作。这里头,乔石提出思路、起草报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1982年4月,时任中联部部长姬鹏飞离任,由于副部长吴学谦调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当年11月任部长),乔石继任了中联部部长。

文革前,同中共有政党关系的外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有80多个,“文革”期间,由于主管中联部的康生推行“支左反修”,和中共保持联系的政党只剩10个。

80年代前期是中共政党外交的转折时期。邓小平连续多次会见外国政党领导人,胡耀邦提出开创党的对外联络工作的新局面,中央书记处前所未有地几次讨论中联部的工作。

1982年9月中旬,乔石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但仍兼中联部部长。

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大多数年事已高,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一般都由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领导中央书记处做出,报中央政治局后,再负责贯彻实施。中央书记处成员中,候补书记乔石和郝建秀是最年轻的,胡耀邦戏称他们是拼命三郎“石秀”。

胡耀邦很欣赏乔石,认为他有干劲、理论修养好。两人的性格正好相反,一个外向,一个内向;一个讲话充满激情,一个比较寡言少语。我觉得用中国的老话说,应该叫“相辅相成”吧。

记得听乔石说过,他要一直保持低调,不说大话,不说空话,不说过头话,不走极端。


乔石劝我到研究室工作

1983年5月,我在中国驻联邦德国大使馆工作了将近5年后回国。我面临的工作选择有三个:一是去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二是去苏联东欧研究所,三是到中联部研究室。

当时,中联部研究室主任为李骥,副主任为郁文。我一回国,郁文就找我谈话,希望我到研究室工作。我有点犹豫,她看出来了,就约我到家里去谈谈。

她和乔石住在中联部宿舍区一幢两层小楼的楼上。我去后对她说,研究室工作对我来说完全是一项新的工作,任务艰巨,并且要坐冷板凳,也要放弃所学的外语,恐怕难以适应。

郁文说,现在中央要求打开党的对外工作新局面,对研究室来说都是新的工作,大家都在边干边学,但她相信我一定能胜任。

乔石详细询问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基本主张、群众基础和各类活动实施情况。我一一作了介绍后,他说:“你了解不少情况,还有自己见解。你在使馆这几年的工作对研究工作是有用的。中联部研究室是进行综合性研究,对你来说也可以说是新的工作,但可以触类旁通。我赞成你到研究室工作。”乔石问郁文:“研究室人员中有从使馆回来的吗?”郁文答:“还没有。”乔石指着我说:“那你现在是第一人。”

谈话不断被红机子保密电话所打断。乔石接了几次电话后对我说,请你再谈谈德国现代企业制度的情况。

我说,德国实行的是社会市场经济,现代企业制度最重要的特点是实行比较成熟的有法律规范的股份制。我谈了陪同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宦乡在德国考察的情况。考察结束后,宦乡得出一个简单而重要的结论:没有西门子的西门子。意思说,西门子家族在西门子公司的股份已微乎其微,西门子公司的大部分股份既有政府的,也有社会的。

据厉以宁回忆,后来乔石在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间,一直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立法工作作为一项最重要的工作来抓,一系列重要经济立法就是在那期间确定的。

乔石说话语速很慢,声调不高不低,有浓重的吴侬口音。他问:“听你口音像是南方人,家乡在什么地方?”我说:“浙江镇海。”

“那是柔石的故乡,我是浙江定海人。过去定海也叫镇海,因为重名而改为定海。但我出生在上海。那我们是同乡了。”乔石说。


给我布置第一份功课

一个星期之后,接到中联部干部局的通知,我被任命为研究室时事政策处处长。这个处有七八个人,从事形势与政策研究,负责为部起草报送中央的形势分析报告和对外政策建议,还要为部领导起草重要讲话。


上班第一天,郁文就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说:“老乔要我把中苏论战的几份材料给你看看。老乔和其他几位部领导认为,对十年‘文革’中央已作出决议,而对此前的中苏论战尚未进行全面的研究和清理。中联部是当时中苏论战的主要参与单位之一,我们有责任整理一下,搞得好也想上报中央。现在已经搞了一年多,形成了几份部内讨论稿,你可以看看,也可提出意见和看法。”

这是回中联部后的“第一份功课”,我必须认真做好。我用了三天时间,查阅了有关资料,书面提出了几条意见。最主要的一条是,十年论战是十年文革的“温床”。最近两年,我写了两篇关于中苏十年论战的文章(注:其中之一《中苏大论战中的中联部》,发表于本刊2013年第8期),也是源于乔石布置的这“第一份功课”。

1983年7月,中央任命钱李仁为中联部部长。乔石不再兼任中联部部长,但他在中央书记处里仍然分管政党外交工作。

乔石离任后,有一段时间仍然住在中联部大院里。他保持着晚饭后同郁文一起散步的习惯,只是因已是中央首长,后边总尾随一名警卫。

一天傍晚,我从部外回来,迎面碰上他俩在散步。乔石招呼我,我忙迎上前去。警卫跑上来,问我是干什么的。乔石说:“我们聊聊天,请你退后。”郁文说:“我们散步也要跟着,提过几次意见,要求取消,也没有用。”乔石说:“无非叫我脱离群众,可能人家会说我官做大了,架子也大。”

乔石问了我在研究室的情况后,要我谈谈对“国际主义”和“超越意识形态”问题的看法。我简要说明后,他说:“苏联长期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名义来控制别国党,干涉别国内政,名声很不好。我们也为此吃过大亏,要研究一下,慢慢淡化和不提‘国际主义’为好。”他又说,对意识形态,应该“超越”而不“回避”,可以“求同存异”。


有人告状说我是乔石侄子

1984年底,胡耀邦向中联部提出,要在党中央机关带头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中联部决定,由研究室领导任新闻发言人。

之前,郁文已接替李骥担任研究室主任,我任副主任。一天,副部长朱良到办公室找我谈话。他说:“部领导本来请郁文任新闻发言人,但郁文提出,她由于身份不方便,推荐你为发言人,部领导已同意。”

为此,中联部成立了新闻局,任命我为新闻发言人。这等于把我一下子从冷板凳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我感到很困难。在讨论第一次新闻发布会的部务会议上,部长钱李仁要求我,胆子要大一点,可以有小错误,不要说“无可奉告”。

当新闻发言人确实有“风头”,报上经常有名,电视有时“出镜”,但也有风险。外国记者往往根据他自己的理解刊登你的发言,容易引人误解,遭人批评,甚至被人“打小报告”。

我求教于郁文,她听后笑着说:“我正好也要找你。有人向中央告状,说你是乔石的侄子,所以当上了发言人。真是无稽之谈。我已向中央作了说明。老乔对我说,情况说明了就行了,清者自清。”


“让外国人能听得进去”

1986年12月,郁文调动工作,我接任研究室主任。她的新工作,是中国国际交流协会总干事。

“文革”之前,中联部受中央委托,负责指导“工(会)、青(年团)、妇(联)、和”的外事工作。“和”即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简称“和大”,主席为郭沫若,地址在北京台基厂1号。

“文革”时,“工青妇和”的外事活动基本停止。“文革”之后,“工青妇”对外活动逐渐恢复,但“和大”活动迟迟未启动。台基厂1号也归了外交部主管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简称对外友协)。

中联部同对外友协也有密切的工作关系。由于以前党际关系只局限于共产党之间,同亚非拉各国以及日本、欧洲社会党左翼的来往主要由对外友协出面进行。

从70年末、80年代初开始,中共逐步建立了同各国各类政党的关系,但这需要一个相互了解的“过渡”。于是中联部提出对外友协归其主管,得到中央批准,但由于时任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不同意而没有落实。

李一氓想到“另起炉灶”。他与时任中联部副部长吴学谦、乔石和朱良等商议,经过几个月的筹备,经中央批准,于1981年9月正式成立了中国国际交流协会。

成立这个协会,还能为民主党派领导人创造一个平台,便于他们和中共一起参加同外国政党的交流,以更好地体现多党合作。

作为创办者之一,乔石一直十分关心交流协会的工作。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后,他多次会见交流协会的重要外宾。在一次会见后,他对我说(我1993年底调任交流协会任总干事),交流协会要多请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各方面专家同外宾座谈。他们有切身体会,谈经济问题、宗教问题、台湾问题都谈得很好,让外国人能听得进去。


不要再搞论战

从80年代末开始,苏联和东欧发生剧变,苏联解体,苏共解散。对此,中联部积极向中央提出政策建议,中央政治局也要中联部提出分析报告。

90年代初的一天,晚上8点多钟,郁文给我打电话说:“老乔请你来一趟。”

乔石要我就苏东剧变及我们应采取的立场这个问题谈一谈。我介绍了我所知的一些主要观点,也谈了自己的看法。我说:“有不少人,特别是一些老干部来信说,对苏共解散十分气愤,要求我们党公开批判戈尔巴乔夫,批判社会党,坚决反对美国的‘和平演变’。”

乔石说:“苏联剧变有很复杂的原因,有内因和外因,但内因是主要的。有帝国主义推行‘和平演变’的因素,但我看主要是苏联内部的原因。我们可以在内部批判戈尔巴乔夫,但不要公开点名。我在一次会议上建议不要点名批判,否则就是再搞公开论战了,论战会引起很多麻烦,我们要吸取过去的教训。主要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要继续下去。对外无论发生什么变化,国家关系还是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最后,他说,今天只是交换看法,不要外传。

1993年夏,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会见外宾。会见前我陪中联部领导做例行汇报,江泽民告诉我们:“你们的材料,我和政治局的同志都看了,很好。再也不能搞论战,搞政治运动了,否则就要亡党亡国。”


我的良师益友郁文去了

1999年春,在乔石卸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职务一年之后,我到他家拜访了他。

乔石说:“我现在是‘无官一身轻’,只参加一些礼仪性活动。闲来写写字,听听音乐,散散步,同家人多接触。但我多年来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脑子里不断地思考一些问题。”

他告诉我,自己想研究党史。我问,是否想写一本党史。他说:“这是不可能,也是做不到的。过去毛主席想自己写本党史,后来又请董老写党史,都没有做成。”

他还告诉我:“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就是从马克思到列宁再到毛泽东,他们都是伟大的革命领袖,但他们对革命往往带有一点理想主义色彩,总想很快把革命搞成,却往往并不符合实际情况。还是要准确地研究世界,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和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过去中联部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接着,他又回忆起在中联部时的情况。他说:“那时在中联部,工作虽很辛苦,生活也清苦,但很单纯,同志间关系也很单纯。你记得吗?那时住在中联部大院内,每天天蒙蒙亮,大家走出大门在河边跑步,总有百来人。我和老吴(指吴学谦)也每天相约加入这个队伍。现在想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

2011年9月,我应郁文之邀,参加了乔石文集编辑组。2012年6月,《乔石谈民主与法制》一书出版发行。此后,编辑组又开始筹备乔石的第二本著作,内容是关于“改革和发展”的。

2013年1月上旬的一天,郁文和我们编辑组成员一起吃饭。那天她很高兴,谈笑风生。

没想到,十几天之后,我突然接到编辑组组长陈群的电话,说郁文已病危住进医院。更没想到,又过了几天,就接到噩耗。1月28日,她在医院去世,享年87岁。

很长时间,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在我的一生中,我一直视她为对我的人生影响最大的良师益友。更让我感佩的是,相识近半个世纪,不管地位如何变化,她待人始终如一。

(本文选自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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